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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正试图吸引机构投资者入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:2021-03-03 10:28:09 :有效降低权利金成本 | 浏览量:628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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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两会 年轻人@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。经历了不寻常的2020年,今年两会将给年轻人带来什么?将释放哪些新的政策红利?做好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,改善大城市里年轻奋斗者的租房品质,为育龄青年提供完善支持与关怀,进一步消除就业歧视,为乡村教育提供政策支撑……你关心的事情,两会都会为你关心;说出你的两会期许,两会始终认真倾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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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更多代表委员关注乡村孩子怎样完成作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为曾有多年乡镇学校任教经验的教师,我注意到,最近有关作业的话题很热。教育部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,强化学生作业管理,不得要求家长检查、批改作业。各地也先后出台文件,规范“批改作业那些事儿”。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紧盯谁来批改作业的问题,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在即将召开的今年全国两会上,我希望有更多代表和委员关注乡村孩子怎样完成作业的问题。在某种程度上说,如何设计和管理学生作业,正是乡村教育问题的折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得不说,当下学生的作业量挺多的,即便乡镇学校也是如此。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,学生做作业做到晚上10点、11点不是个别现象。拿笔者的孩子来说,在县城中学读初二,学习成绩居班级前列,也经常做到晚上11点。一般情况下,任课老师布置的作业除了与教材配套的作业本,还会有另外2套练习册,多到自己都改不过来,只能让家长代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绝大多数家长都重视孩子完成作业的情况,但乡村家长对批改作业往往束手无策。有的家长学历低,有的家庭是“隔代教育”,根本无能力代劳。可是,家长与教师对作业量的认识几乎是一致的,他们觉得作业做得越多,学习成绩就越好。甚至有家长以作业量多少来衡量教师是否尽责,如果作业量少了,家长就会担心。因此,教师和家长都要对作业数量形成科学认识,明白学生成绩与作业量并不成正比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要求提高作业设计质量,确保作业难度水平符合实际。这需要学校教务处去落实、检查,而且所费的时间很多,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很难办到。我想,不妨以县为单位,通过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结对,实现作业资源共享,以“共同体”的方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。作业设计质量提高了,总量自然能够减少,教师才能全批全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业是对考试的演练。考试多出怪题、偏题,势必造成作业也跟着走。如果考试难题不降低,仍然要出奥数题之类的难题,家长和学生又如何不加码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业还与校外培训机构有关。现在乡镇的校外培训机构同样为数不少,不客气地说,在我们这里最赚钱的就是校外培训机构了。一些家长经济条件不好,也要将孩子送进校外培训机构,因为别家的孩子送了,你不送怎么行?如果不送,孩子也会产生心理负担,觉得自己是“另类”。校外培训机构布置的多是“加深”的题目,这也是增加作业负担的负面因素,这就要求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是全体家长的心声,也是任何有理想、有情怀的教师的使命担当。但是,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法并不是通过多布置作业实现的,学生完成的作业不是越多越好。首先,要严格执行教育部的规定,不让要求在层层传达后削弱;其次,要细化操作规范,注意教育资源的平衡;再次要有问责制,哪个校长不努力提高作业设计质量,纵容教师让家长批改作业,就换掉,换掉几个立马就会见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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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面试时,别问我有无男朋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鱼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眼到了3月,我也迎来毕业季。去年秋招开始时,我犹豫再三,尽管就业压力比较大,本科生就业优势不是特别突出,我还是选择先就业,到社会上闯荡几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秋招期间,大致就是关注本校就业中心发布的招聘信息,还有参加外校举办的招聘宣讲会。找工作就像“过关打怪”,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“拦路虎”,有些则令人备感无助和沮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常学院群里或就业中心的公众号上,会发一些就业信息。虽然有的职位我并没有考虑,但点进去,看到不少岗位都是“某某机关(企业),现招录某某岗位,需要法学专业若干人,限男性,有符合条件的学生,联系报名”。这让我很疑惑,专业能力的高低,和性别有绝对关系吗?还是这些岗位都对性别有特殊需求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面试互联网企业时,我也隐约感受到性别歧视。在一次机会宝贵的面试中,一切都进行得比较顺利,虽然薪资待遇比预想低了点,但我想着自己的专业不太对口,职场都得重新学起,慢慢来吧,这都不是事。然而HR却问我有无男朋友,这让我觉着有点侵犯个人隐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得当时遇到同校同专业的男同学,我们俩前后脚参加面试。当他面试结束后,我打趣地问他,HR有没有问你有无女朋友这类的问题,他摇头说没有。我本来想,这或许只是HR无心的一问,但联想到现实中有公司因为女员工结婚生育的成本,而不愿意招聘女性,我就有些怀疑,自己是不是遭遇了性别歧视。关键,和那位男生聊天间隙,我们还谈到了月薪。神奇的是,我们报了一样的期望月薪,但HR告诉他的,却比我的要多出3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暗暗叹气,一样的部门,同样的HR面试,而且专业、经历相仿,还都是应届生,为何我的工资就比那个男同学低呢?这是遭遇同工不同酬了吗?之后,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能力太差。遇到这样的事情,即便去问HR ,会不会只得到一句,综合能力存在差异,所以两个人工资不同的答复呢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年过后,当我浏览各地省考公告时发现,很多岗位的招聘要求写着几个字:限男性。比如一个岗位要本科应届生,专业限法学,总共招聘6人,其中3个人要求限男性报考,另外3个人则性别不限。我一直在想,这样的限制,会不会导致同一职位,女性报考者之间的竞争压力变大?想起来之前一个考公前辈的话,女生要努力把笔试成绩往高了考,因为报考该岗位的女生太多,竞争会非常激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过秋招和实习,我意识到校园外的世界,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和完美。对我个人来说,在求职择业时,首先要学会承认自己的缺点、不足,这样在遭遇客观困难时,才不会自怨自艾。同时,遭遇不公平的对待,也让我思考,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任重道远,尤其那些隐性的歧视,可能发生在无声无形中。对待性别歧视现象,求职者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,维护自身权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近,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,除军事、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(专业)外,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。只有年轻人在选择专业和求职择业时,不再遭受性别歧视,他们才能真正按照个人的兴趣爱好,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,走出校园时,方能以个人的能力水平,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。消除性别歧视,离不开社会就业环境的改善,人社局、工会、妇联等有关部门要依据相关法律,对存在性别歧视的企业,进行有力的打击,坚决纠正企业歧视行为,提高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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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让大城市的漂泊者 不再为租房发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少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在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很多人而言,租房居住是短期内的普遍选择。然而,近两年一些长租公寓的暴雷事件,让公众见识了住房租赁市场的混乱现状,也让不少租客,尤其是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心存焦虑。我对全国两会期许之一,就是希望这些租房乱象可以得到解决,让我和很多有类似困扰的年轻人不再焦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先,我期待租房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能得到解决。如今,大部分租房信息掌握在房产中介手中,房主和租客之间很少形成对接,导致租客对房产中介的依赖程度较高。于是,有些中介平台就会任意抬升房租价格,以赚取更多中间差价。很多租客对房租市场了解较少,很容易租下房租过高的住房,致使生活成本增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,我期待国家能发布更多政策与法规,规范租房市场行为,完善租房监管制度,确保租房市场信息的相对透明,以降低租客的风险和成本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者,我期待租房市场中一些房产中介不规范的行为能得到纠正。比如,租客通过中介租住房屋时,一般会交数量不等的押金,多数情况下为一个月的房租。很多租客在租约到期时,却被中介拒绝退还押金。尽管租客根据合同条款与中介据理力争,但往往是徒劳无果,只能忍气吞声,吃哑巴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,我在北京的好几个朋友就遇到过类似问题,押金被拒退或少退。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房产中介经营资质的审核力度,从源头上确保房产中介的专业性,同时加大监督力度,及时查处与纠正房产中介的违规行为,避免出现更大的漏洞。另外,我期待看到更多租客维权的渠道,让我们这些租房的年轻人,能有一个靠谱的维权渠道,用最低的成本找回自己的权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前,大城市的房租价格依然居于高位,很多年轻人为了节省生活成本,不得不与他人合租。租客之间的生活产生交集后,每个租客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合租伙伴的影响。但因为大家的性格不同,也有不同的生活轨迹和习惯,相处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,我期待在租客提高个人素养之外,社区的居委会能发挥更多作用。比如,社区可以对合租的房屋进行走访,通过举办社区活动,促进租客之间的了解和合作,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区;在租客之间出现矛盾时,帮助他们进行调解,以免引发更大的冲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外,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,缺乏对社会复杂程度的深刻认识,在租房时往往面临更多困惑和顾虑,也就需要更多指导和保障。事实上,租房成了大学生走出校园时面临的第一份考验,有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交了学费,踩了租房市场的坑和雷。针对此问题,可以尝试由政府牵头,联合信誉度高、服务能力强的房产中介平台,为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提供相对可靠的房源,帮助他们在大城市立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真正做到规范租房市场,保障租客合法权益,既需要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必要的优化和补充,也需要相关部门努力改善租客租房的生活体验和心理体验,如此一来,才能让我们这些漂泊在大城市的人,在租房时更加安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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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育或者升职不该是道单选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韩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宝宝初次睡整觉那晚,没把吸奶器带在身边的我,感觉就像有两块巨石压在胸口。想起生产以来,开奶、堵奶、涨奶、为复工存奶的一系列经历,我在朋友圈写道:“每个能在母婴室自来熟地交流喂养经验的妈妈都知道,当体系性的支持缺失或是无法触达个人时,一味提倡母乳喂养如同枷锁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刚生产完那段时间,是我得到最多关心的日子。出院后,医院会发来调查问卷并进行电话回访,我所在的社区卫生院也派来医生,为我的身体恢复和新生儿的养育问题答疑,还和我签约了一项名为“家庭医生”的服务——说到“家庭医生”,这无疑是个好政策,但医生超快语速的介绍,明显只把这当成一项推广任务,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院墙上那些关于母乳喂养、辅食添加、发育训练的宣传海报,让习惯应试教育的我快速转化为脑海中的知识点,并输出为一条条行动方案。为此,我时常想,社会能不能和我建立这样一种关系,依据不同孩子的情况、不同的成长阶段,把零散的、不体系的知识变成持久的、有针对性的指导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除了育儿本身的艰辛,工作与生育的冲突,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。在我128天的产假即将结束之际,公司突然宣布“业务调整”,绝大多数同事被迫另谋出路,余下的同事则要承担超高强度的任务。尽管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辞退哺乳期员工,但在巨大的育儿压力和公司的尴尬现状面前,我经过权衡,还是选择了主动辞职并领取补偿。一方面,这个决定让我免于承受一边通勤加班、一边喂奶带娃的艰辛,但另一方面,这也给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变数,以至于我至今都无法确定,自己何时才能重返社会,又能否找到对口的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:辞职后,一位已育一胎同事来问我如何挂产科门诊的号,我的“恭喜”二字还没发送出去,这位3岁女儿的妈妈就语气平淡地说:刚进新公司就发现怀孕了,孩子来得不是时候,只能打掉。职场对年轻妈妈的不友好,从这件事可见一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以孩子为绝对中心的新手妈妈生活中,上网刷视频是我主要的娱乐。其间,我在B站关注到了一位芬兰UP主,她有一个中国丈夫,也是两个混血宝宝的妈妈。芬兰以高福利而闻名,在她生育之后,当地法律允许她休假一年。与此同时,新一届芬兰政府还计划给所有父母同等的育儿假,并将生育后的带薪津贴增加到总共14个月,相当于父母每人164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时,弹幕里很多“羡慕“飘过,而我想的是:倘若我也能这样休假,而不必辞职,那么,164天后,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已经调整几次了?过去一年的年终总结怎么写?明年的晋升名额,不出意外会给到同期入职的其他同事吧?在我想这些的时候,突然发现:生孩子这件事,似乎有点没意思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的宝宝是2020年出生的中国1000多万名新生儿之一。这个数字,这几年与过去相比有明显的下降。数据说明,谨慎看待生育这件事的家庭越来越多。这是一个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到家庭以外生产的时代,我们通过教育、就业、恋爱体会着前20多年的人生,当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必要职责,年轻女性踌躇了,退却了。其实,这并不意味着年轻女性不想做妈妈,也并不代表新一代人不愿承担抚育后代的职责,只是现实的压力实在太多,才让很多人难以轻易作出生育的决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两会在即,社会各界都在热议各种政策话题。如果要问我和身边的同龄人关心什么,与生育保障有关的话题,恐怕承载着最多的期待。我期待可以享受更充分的产检假、产假和哺乳假,期待家附近能有门槛低、收费低的公办托育机构,期待有更多的关于如何做一个父亲的社会教育,期待通过制度性的协助、认可和奖励减轻自己身上巨大的牺牲感。在大学室友纷纷生子后,我们聊天群的交流主题基本都围绕育儿展开。在妈妈这个身份降临后,大家似乎都变了个人,把孩子摆在世界的中心——不过,没有一个人表示想生二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下,鼓励青年生育,似乎是政策方向的一项共识。要做到这一点,显然不能只靠精神层面的劝导激励,面对实实在在的压力,我们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与帮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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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年“闪送”的他 也想有“五险一金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冠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骑上饱经风雨的电动车,每天保持“在线”10小时以上,日行100公里起步,这就是43岁的李军作为闪送员的工作日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干我们这行,没有休息日,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回老家,那就是一个字:干。”2021年是他北漂生涯的第十年,也是他从事闪送的第四年。刚开始,闪送员没有那么多,算法似乎也不是那么“聪明”:从家所在的东四环出发,好不容易赶到了远在西北六环的沙河,系统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调配,又“任性”地把他跨调到了西南六环开外的良乡。虽然有些无奈,李军也只能接受指令,硬着头皮绕北京城“跑圈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后来,同行越来越多,算法更加智能,李军也有了自己专门负责的服务区。可是,长期在户外工作,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依旧少不了。最初,家里人还会担心他的安全,怕他发生危险,时间久了,也就慢慢习惯了。对他而言,这份工作相对灵活自由,没有太多要求和约束,只要保持一定的跑单量,就能获得较为固定的收入。每天早出晚归的日子虽然辛劳,但一想到留守老家的父母和两个女儿,自己便感到无比充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份工作,也让他咂摸出不少朴实真挚的人生味道。刚开始做闪送员时,正赶上夏日炎炎,一位客人让他等了很久,最终打了3遍电话才出来。正当他有些烦躁、差点发火时,对方从身后“变”出一瓶冰镇可乐,暖心地说了一句:这么热的天,师傅辛苦了。听到那句话,他心里的火气一下全没了。每天跑单,他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。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:还是好人更多。疫情期间,李军也在回馈着这些人间善意,尽己所能多作贡献。在疫情蔓延初期,他看到有一单挂了很久都没人接,因为地址是在医院,大家都比较紧张。后来,李军还是选择接了这单,也没有收对方要给的红包。他说:“就算是我作了一点点小贡献吧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过,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由“外来务工人员”和“网约工”双重角色交织产生的新老问题,也让李军心底生出不少愧疚、忧虑与不安。家乡衡水离北京虽只有200多公里——他不到三天就能轻松跑足的“工作里程”,可是与亲人分别的这段距离,却让李军再难跑进小女儿的心里。自她6岁那年不得不回老家上学后,孩子的话就越来越少,甚至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喊过爸爸了。外出拼搏让李军无暇照顾家人,对父母和孩子都产生了亏欠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军心里清楚:他与平台只是商业合作关系,并没有签订雇佣合同,也没有“五险一金”。长期在户外工作,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几率相对较高,不幸出现工伤后会不会有维权难问题?一旦行业发展出现大变动,基本收入得不到保障后怎么办?自己已经40多岁,没有养老保险,年老之后又该怎么办?这些切实存在的问题,不时激起他对于未来的焦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决这些摆在眼前的困境和难题,成为他对于今年两会的最大期许:作为一名父亲,他希望国家的教育政策能对留守儿童多一些关注和扶持,让长期在外的他们少些牵挂,更加安心。作为一名劳动者,他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加有兜底功能的劳动保障,让自己也可以拥有社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如李军所说的,他只是“外出打工者中最平常的一位”。外卖员、送菜员、跑腿员、网约车司机……这几年,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发展渐成气候,相关从业者中,许多都是外出务工人员。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,2019年,为共享经济提供服务的人数为7800万人,同比增长4%。人社部于2020年8月发布的新职业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,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模迅速增长,每天“跑在路上”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们整日奔波穿梭,有如城市运行中必不可少的“毛细血管”。由于行业发展较快,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仍不完善,许多人都面临着与李军类似的问题。对此,首先需要尽快规范外卖员、闪送员等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用工关系,避免因此衍生的工伤认定难、缺乏假期保障、工作时长过长等关乎劳动者权益的问题。此外,也有必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险对这些群体的覆盖。全国人大代表许小英就曾提议针对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特点,通过制度创新,制定能够切实保障劳动力权益的社保政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,李军的愿望很简单:他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多接单,一家人都平平安安。今年高考的大女儿能顺利考上北京的大学,与他们早日团聚。李军的目标,也是众多在外打工者朴素心愿的折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编辑:张楷欣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津云记者10日从泉州市温州商会负责人处获悉,对于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温州人,其家属和商会负责人曾去医院探望和了解伤情,但被医生阻挡。医生称伤者仍在隔离,不能探望。但医生告知了伤者的伤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读:猪肉价格高位运行,仍是影响2月CPI的核心因素,结构性物价特征明显。2月核心CPI(刨除食品和能源)同比涨幅回落至1.0%(1月同比上涨1.5%),主要是受疫情影响,国内零售、餐饮等消费受冲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77例:香港特别行政区120例(出院65例,死亡3例),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(出院10例),台湾地区47例(出院17例,死亡1例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,考虑目前的国内外疫情的走势形势,确实,中国还真不能大意,官方应该也不会马上说拐点会到来。但从这次非同寻常的武汉之行,全球股市崩盘中A股率先反击,中国人应该都清楚,这个信号太强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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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4.3%,与食品这类生活必需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2月服务价格环比下降0.2%(上月上涨1.0%)。其中,医疗服务价格环比微涨0.1%,飞机票、理发和宾馆住宿价格环比分别下降7.8%、2.5%和1.0%。  3月10日0—24时,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0例(北京6例,上海2例,山东1例,甘肃1例)。截至3月10日24时,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9例。  黄向阳在10日晚的讲话中透露:在沟通、协调过程中,部分受困人员或亲属提出要求补办证件、适当经济补偿;要求对直系亲属进行心理疏导等方面诉求。对能马上解决的,如提供生活便利、照顾病人;对分配在不同医院进行救治的家庭户安排同一医院救治等问题,已经第一时间安排解决。同时,协同有关方面继续积极会商补偿方案、补偿流程,区政府将尽快确定补偿相关细节,并第一时间与被困人员或其家属亲属对接,切实依法保障其权益。  此次程逸飞毅然决然地选择投入到疫情战斗中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年少时罹患肺炎的经历,这让他对此次病患的痛苦有一种切身的体会。于是,带着这份同理心,程逸飞扛着摄像机游走在武汉街头以及战疫发生的地方,记录着这座英雄城市的日常点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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